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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带一路”:水深浪急有好鱼
来源:果敢老街   编辑:admin   发布日间:2016-08-25   

 “一带一路”:水深浪急有好鱼

缅甸果敢自由行 www.cusbara.com  

   有思路才有丝路,有痛点才有突破。“一带一路”的版图有多大,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。国内资源怎样整合来把握“一带一路”的机遇?周边国家如何看待“一带一路”,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来“开放”自己?“走出去”的中国投资将面临怎样的政治风险?
  一句话概括“一带一路”:水深、浪急、有好鱼。
 
  “一带一路”的大脑,嘴巴和身体相互配合不容易
 
  “一带一路”有四大主体资源:企业(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),政府(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),两者如车之两轮,需要同步驱动;学者、专家、智库是第三大主体,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中枢和大脑,要为“一带一路”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;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。说是四大主体资源,但显然不只是它们,还包括非政府组织、民间群体、甚至中国的游客,这都属于主体资源。
  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,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。比如,有很多政府、企业和高校也成立了“一带一路”研究院,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,没有进行实地调研,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,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。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,无法对接国际资源。
  要实现联动效应,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,对接主体资源。进一步的建议是,建立“一带一路”的智慧园区,打造中国智谷。拿美国来做类比,美国之所以强盛,它的创新是底蕴,基础在于有硅谷等诸多创新平台。研究美国可以发现,产业创新与教育资源的对接是紧密联系的。以硅谷为例,没有斯坦福大学可能就没有硅谷,反之亦然,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实现了充分的互联互通。
  而我们在“一带一路”上也是这样,聚智才能聚焦。聚智怎么聚呢?
  我们的产业园区是相对过剩的。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产业园区、工业园区,但是优质企业是有限的。拿中国的一些城市做试点,先打造“一带一路”的智慧园区。不一定要去引企业、引项目,我们可以尝试去引一些研究中心、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库。
  之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,中央也提出了高端智库建设问题,说明中央也意识到,中国的建设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思想支撑。而且这个智库不一定是研究中国的智库,更是研究沿线相关国家的智库,比如说在内蒙古,引入研究蒙古国、俄罗斯及其远东的智库,这样智慧园区可以更好地发力在中蒙俄三方。再比如,广西的发力可以是东盟十国的智库。频繁的互动才能碰撞出“一带一路”的火花,才能碰撞出“一带一路”的实惠。
  所谓有思路才有丝路,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,需要这些智慧园区的支撑。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,打造智谷。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,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,强化产、学、研的对接流动,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“一带一路”人才。同时,智慧园区也是一个创新容错的基地。
  有研究表明,首次创新的出错、失败几率很高,但是二次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会很高。通过智慧园区,把首次创新失败的案例入库,二次创新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,这样有利于避免人走重复的试错的道路,这是中国目前急需的。
  借“一带一路”的契机,建立全球创新容错的基因库,届时会有很多火花迸发出来。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,可以统一规划上述资源,优化配置组合,避免重复试错,最终发挥出“1 1>2”的合力。
 
  怎样破解“雷声大,雨点小”的难题?
 
  中央和基层的对接中,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战略构想,基层有些创新不足。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资源缺乏,看起来似乎没办法承接中央的这个构想。
  “一带一路”的核心是互联互通,除了产业的互联互通外,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联互通。
 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外交部、商务部在今年3月28号联合发布了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。但是文件提出后,地方的状态是在“等”,坐等“一带一路”的规划和项目。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层创新,先做什么。一时间,中央在看地方做什么,地方在等中央做什么,在等中央一声令下。
  这种不联不通的状态长期没突破,所以现在出现“一带一路”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的状况。标志性项目和精品工程少,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,“一带一路”的特色产品和项目就显得少多了。
  要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,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认识“一带一路”的基本内涵。很多地方对“一带一路”没有充分的认识,认为“一带一路”就像当年的4万亿一样,是一个打到地方去的利好红包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,“一带一路”是有为才有位的。
  地方要主动思考什么是“一带一路”产品,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够好的产品,打造出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,要充分进行“一带一路”的供给侧改革,使“一带一路”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充满魅力。
  地方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,很少充分研究过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有哪些国家,以及它们的具体需求是什么。研究后就会发现机遇是很大的,这样才能有的放矢。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,而不是沿线国家,这就是痛点所在。
 
    国内各地方政府内耗、排挤,地方保护主义太浓怎么办?
 
  断裂是“一带一路”的最大痛点。国内出现“行政区划式”的发展现象,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,有些地区间发展也有同质色彩,抬高自己,排挤别人,这个问题在“一带一路”中该怎么协调呢?
 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,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,内蒙古对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。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、高度同质,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,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。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,而是单向的输出,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,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。
  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,以宁夏为例,宁夏是内陆省份,谁也不挨着,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——飞地(经济)合作模式(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、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,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,实现两地资源互补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),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。
  区别于地缘就近模式,更深层的就是按照需求导向决定合作模式。这种情况普遍存在,其中有一个案例不得不提,那就是义乌。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,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。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岖,地下又没有资源来生产好的产品。本地的人口大约只有80万,而外来人口将近150万,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的外商,主要是阿拉伯人。
  这种经济现象值得思考:为什么阿拉伯人宁愿到浙江的一个县却不愿到西北的一个省?原因就在于:义乌人敏锐地发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,把痛点中的盈利空间都发挥出来了。阿拉伯人对礼拜和饮食有讲究,义乌就在清真餐饮和礼拜环境方面下功夫,打造出了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,其中既有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文化,又有他们所需要的商业文化。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“舍近求远”的关键。
  义乌的思路是买世界、卖世界,是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,就提供全面的采购和组货服务,这就是按照需求导向来的。
  我认为,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,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。
  而且这个“需要”不是坐等出来的,是要敏锐地去发现对方的需求。其实在商业领域,有些需求不是对接出来的,而是生产出来的,或者说不是要迎合需求,而是要去创造需求。当把一个好的产品或是好的服务提供给客户,会发现其实这激发了一种需求。
  好比没有阿里巴巴的时候,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电商平台的需求。但是当这个平台搭建好,就会发现人们的这个需求被充分激发出来了。所以说我们的需求导向有两种:对接需求和激发需求。因此我们要在找痛点的敏锐性方面下足功夫。“一带一路”的企业和城市参与者也要做好理念调整,跳出原来的地缘就近惯性,向需求导向迈进。
  要防止“行政区划式”的发展方式,防止国内省、区、市之间出现断裂。举例来说,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,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。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,各自落地。新疆、青海、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,难免造成“抬高自己、排挤别人”的不良局面。整体来看,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,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。
  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,这就是痛点所在。行政区划式表现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的配合、协调、互补和规划,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自我规划,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动。
 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亚欧博览会来说,我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,比如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,这就失去了机遇,失去了联动。退一步讲,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,认为跟自己没关系,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。
 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,宁夏的中阿博览会,现在也主要是宁夏企业在做。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: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。
  十三五中有专门文件提到“陆海联动”。针对现在沿海省份做“一带一路”规划,主要是面向海洋,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亚欧大陆,这就是一个痛点。这方面我们可以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。
  新加坡很会发力“轻巧精准”,它的第一个经典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,第二个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态城,这两个都是在沿海城市做,但是第三个点就放到了重庆。新加坡本身是个海洋国家,按照我们的惯性,它就只需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就可以了,但是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也在做中国西部的开发,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。
  我们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这种视野。我认为,“一带一路”的地区联动,要形成省际的“一带一路”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,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等。
  这个构想的实现有赖于顶层设计。需要中央先有一个大的规划、助推两个机制:一个是区域性的,比如说“海丝”和“陆丝”相关省份的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;二是海陆对接的联动和协调机制也要建立。现在福建的泉州和陕西的西安已经在实现联动,但主要是自发性的。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动,从个案变成普遍现象,一定是大有可为的。
 
  “地缘上挨着谁,就和谁合作”这一套过时了
 
  “地缘上挨着谁,就和谁合作”,比如内蒙连通外蒙及俄罗斯远东,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,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,而非按需求划分,这样会有不小的弊端。
 
 
   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,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,内蒙古对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。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、高度同质,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,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。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,而是单向的输出,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,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。
  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,以宁夏为例,宁夏是内陆省份,谁也不挨着,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——飞地(经济)合作模式(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、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,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,实现两地资源互补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),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。
  区别于地缘就近模式,更深层的就是按照需求导向决定合作模式。这种情况普遍存在,其中有一个案例不得不提,那就是义乌。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,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。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岖,地下又没有资源来生产好的产品。本地的人口大约只有80万,而外来人口将近150万,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的外商,主要是阿拉伯人。
  这种经济现象值得思考:为什么阿拉伯人宁愿到浙江的一个县却不愿到西北的一个省?原因就在于:义乌人敏锐地发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,把痛点中的盈利空间都发挥出来了。阿拉伯人对礼拜和饮食有讲究,义乌就在清真餐饮和礼拜环境方面下功夫,打造出了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,其中既有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文化,又有他们所需要的商业文化。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“舍近求远”的关键。
  义乌的思路是买世界、卖世界,是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,就提供全面的采购和组货服务,这就是按照需求导向来的。
  我认为,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,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。
  而且这个“需要”不是坐等出来的,是要敏锐地去发现对方的需求。其实在商业领域,有些需求不是对接出来的,而是生产出来的,或者说不是要迎合需求,而是要去创造需求。当把一个好的产品或是好的服务提供给客户,会发现其实这激发了一种需求。
  好比没有阿里巴巴的时候,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电商平台的需求。但是当这个平台搭建好,就会发现人们的这个需求被充分激发出来了。所以说我们的需求导向有两种:对接需求和激发需求。因此我们要在找痛点的敏锐性方面下足功夫。“一带一路”的企业和城市参与者也要做好理念调整,跳出原来的地缘就近惯性,向需求导向迈进。
 
    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“一带一路”的机遇
 
  “四大区块”“三个支撑带”的联动也是和“一带一路”相关的。“四大区块”是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、中部的崛起、西部大开发以及东部的率先开放和发展。原来的问题在于各个模块联动不够,各行其是。那么“三个支撑带”是什么呢?十八大之后提到的京津冀一体化、长江经济带以及四大自贸区战略。现在“4 3”要实现它的互动、联动,才能解决中国自身的痛点问题。
 
 
    “一带一路”两翼有两个最活跃的地方:一个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,一个是繁荣的东北亚经济圈。而东北是“一带一路”上的重要构成,因为东北省份直接对接东北亚经济。东北和东北亚地缘上非常接近。一般中国人认为韩国的贸易和东北一定是最多的。但现实是,韩国和广东的贸易最多,江苏其次,与山东和东北的贸易排在后边。
  东北和韩国地缘上接近,但经济上联通不活跃,互动性比较差。原因还是前面提过的需求匹配问题,韩国需要的东北提供不了,东北的发展思路和韩国不匹配、不活跃、不对接。
  所以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“一带一路”的机遇,特别是东北亚。在产业上、人才集聚上,东北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切入点。例如辽宁的海洋经济、文化产业,黑龙江、吉林传统的农业、土特产、制造业基础。东北不是去产业化的问题,而是需要产业升级。
  这一点上,不妨借鉴一下韩国的经验。三十年前韩国的经济可能还不如东北。但韩国通过产业化——本土化——国际化三个阶段,现在打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:三星、LG、大宇、现代等等。所以要给东北一个新的三十年,就一定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和精准的国际合作对象。
  另外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也要跟上。韩国产业强势发展和大学人才供给密切相关,例如首尔大学、延世大学、高丽大学、成均馆大学等为韩国产业发展通过了源源不断的人才。东北如何培养人才,如何使之成为人才的洼地,把人才留住,这是关键所在。当下中韩自贸区建成,东北地区更要主动抓住机遇,调整惯性思维,以敏锐的思维把握需求导向,而不是“等”中央下政策帮扶、“救济”。
 
  警惕劣质企业,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“一带一路”企业
 
  现在很多企业借着“一带一路”的名义蜂拥而出,这是个需要引起警觉的事情。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项目失控,“一带一路”的品牌就砸掉了,再恢复就难了。所以在最近两年的关键节点上一定要做好项目甄别把关,打造优质的一带一路品牌。
 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,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“一带一路”企业,不是所有走出去的项目都是“一带一路”项目,要甄别出来。
  好的项目上红榜,向国际社会展示这就是中国优秀的“一带一路”企业,对它来说是一种激励和推动。不好的企业要上黑榜,告诉国际社会跟这种企业要谨慎合作,甚至在资金支持上要对它有所限制。这样,中国企业会通过红榜、黑榜机制,使一些好的项目成为精品,不好的企业受到制约和约束。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不是粗放的,而是以精品式打造、塑造的方式去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尊重。
  “一带一路”项目不仅仅是在商言商,要有实惠,它更要赢得尊重。现在很容易出现一种状况,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在某国的一个项目出现问题了,哪怕和其他中国企业无关,但它对其他企业,比如上游的基建和下游的服务都会产生连带反应。
  欧美其实也在做“一带一路”,以产品以文化征服沿线就叫“一带一路”。不同的是,我们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,而欧美是跨国公司。而其他国家企业会认为,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服务于国家战略,是有政府补贴的不公平竞争。
  所以我们期望通过黑白榜方式,孵化一批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。届时,人们就不会再区分这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,而是区分为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。这是我们希望“一带一路”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。
  具体来说,红黑榜的机制如何建立呢?从国家层面建立这种机制较难,会让沿线国家认为这是政治行为。
  我认为应该以专业行会的方式解决,如企业协会或工会,从而进行优质项目的甄别和资质审核。国外跨国公司发展势头好,和企业协会(行会)的自律机制密不可分,这些都属于经济行为。
  举例来说,我们培育出企业行会,审核优质的企业上榜,出现问题的企业下榜,这样就可以避免了“一带一路”的过度政治化。
  这个红黑榜要做,但谁来做很关键。通过企业行会、协会来做这是国际化的趋势。我们很多并购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单纯把企业拿来了,但跟企业内部工会、行会打交道的时候,我们发现这股力量极其强大,而且对于政治很敏感。所以我们也要培养中国企业行会、协会和工会,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,做好企业的资质审核,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自律机制。
 
    投资沿着“一带一路”出去了,国内需求会不会受到冷落?
 
  目前大家有几种担忧,一是冷落国内需求,像香港一样出现产业空壳化的现象;另一个是沿线基础设施都建好了,会挤占国内的劳动力和投资市场。以越南为例,越南在劳动力市场跟中国竞争,唯一短板就是国内基础设施差。如果基础设施变好了,我们的劳动力红利下降,他们的劳动力红利上升,海外投资就有可能更多地从中国转向越南。
  但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,中国依然是有强大吸引力的市场。
  首先中国的投资能力很强。比如英国,就非常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,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,150家中国企业陪同到了英国,国际社会青睐我们的投资是普遍现象。其次中国消费能力极强。越南的劳动力红利和变好的基础设施可能会有吸引力,但毕竟它的市场太小。像中国这样庞大的、强有力的消费市场,没有哪个企业会放弃。我们的人口基数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提升,衍生出强大的消费市场。这种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,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魅力,甚至是全球独有的。
  另一方面,中国企业在海外找项目,能够提升找寻自身痛点的能力。比如,我们很多建设基础设施的企业,走出去后发现它做的是低附加值的项目,虽然项目数量很多,但利润很低。中国基建企业目前利润率在1%左右,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。这跟项目性质有很大关系,像是很多重资产项目,劳动密集,财务成本大,负债率高,所以利润率低。这种企业项目必须要走出去,因为国内好的项目基本上建完了,需求在国际社会,如大量的公路、铁路、港口等基建需求。
  因此并这不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,而是企业在跟着需求走。
  举个例子,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来做基础设施,如铁路、公路,而它走出去之后发现我们是工人在挣血汗钱,只拿到了项目建成中低附加值的部分,而管理、运营等高附加值部分我们并没抓住。新加坡人从不建港口,但却是全球港口管理和运营的品牌国家。运营管理资质和能力的缺乏,就是我们的短板所在、痛点所在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,中交建今年四月就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,因为这家公司具有铁路运营和管理资质。所以说,“一带一路”给中国企业创造了一种可能,借船出海、借力发力的可能。同时让中国企业在沿线上分析自身最缺什么。
  “一带一路”不只是中国要卖东西,其实也是中国要买东西,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需要的,并把它买回来。
  再举个例子,南车北车为什么分,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各有侧重。最初,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日本和加拿大,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法国和德国。要有技术才能发展,那么这个技术怎么获得呢?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,外资重视中国市场,就必须拿技术来合作。后来我们南车北车就分别有了日本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法国等国最先进的技术。在这一过程中,中国企业就是以渐进性创新最终获得突破性创新,所以现在中国的高铁总里程是世界上最长的,今天英国、美国和印尼等都有了我们的高铁项目。
  中国一开始是自身有需求,所以去寻求合作对象,当自己获得技术优势,别人需求中国时,再把技术出口。这不是去产业化,而是产业升级的必要路径。
 
  外媒传言“一带一路”是中国的“马歇尔计划”,我们的外宣该怎么破解这一谣言?
 
  针对“一带一路”的外宣工作,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、媒体纷纷成立“一带一路”智库,但在成立之后没有产品内容的输出。主要表现为两点:第一是产品不够,特别是原创性的产品不够。第二是产品的输出不足,没有转化成国际语言。
  有些新闻媒体在做尝试,甚至对“一带一路”进行专题研判,这是可喜的现象。但问题在于这些机构成立了研究院之后,大家在起步阶段都在做重复性建设,都是研究沿线国家的地理、历史、宗教等基本情况,或是围绕区域、国情、国别、投资风险做研究。这个过程中,大家都做同样的事就是在重复和浪费资源。如果国内研究机构能够共享资源,大家就不需要做重复性工作,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。
  现在成立了一些“一带一路”的联盟。这是一个趋势,但目前效力还是有限。我们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“一带一路”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库。我个人感觉这一两年来,真正研究“一带一路”的人不超过二十个,这是不行的。
  这里所谓的“真正研究”有两个限定标准:第一、你是不是上路了,是不是在中国的沿边省份和“一带一路”的沿线国家走。“一带一路”是需要打通“己学”和“彼学”的。有些专家知道“己”,有些专家知道“彼”,但真正都打通、了解“己学”和“彼学”的少之又少。第二、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响和完善政策,对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有实质性帮助。
  所以我个人认为完善“一带一路”的外宣工作,需要从两点上发力:
  第一、避免重复建设,共享资源和知识;
  第二、针对研究人员多但真正意义上的“一带一路”专家太少的现象,应该发挥高校、研究院特别是企业的力量。有导向性地聚焦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通过聚智、聚焦,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才有可能产生。
  此外,媒体和学者也要互动。国内,有人说“一带一路”不等同于马歇尔计划,但有人又兴奋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,这就属于没有把问题搞清楚。“一带一路”究竟是什么,我们中国人得想清楚。我个人认为“一带一路”不是政治经济学,甚至不是地缘政治学,而是文化经济学。一说到地缘政治学就有人会担心,担心撬动地缘板块,会让人觉得这背后有大国动机、战略企图,而这是不利于我们的。
 
 
    非常强烈地希望媒体和学者就“一带一路”的性质达成共识:它是文化经济学。对内我们可以讲文明的崛起,对外我们要定义是文化经济学。基于这样的观点,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解释“一带一路”,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,更是一个文化事件。中国人在经济上要共享、共建、共赢,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鸣,要通过解决全球和平与发展难题中的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。
 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?全球有很多治理失败地区,而他们的失败在于有些人群被边缘化了。“一带一路”通过互联互通会打通治理失败地区的诸多痛点,边缘化的地区会逐渐融入世界主流。这是全球经济需要的,也是全球政治需要的。所以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,“一带一路”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,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。
  更重要的是,要关注“一带一路”的细节。举个例子,“一带一路”正式提出后,一年半的时间过去,我突然发现“一带一路”连英文缩写都没有。“一带一路”的全称这么长,别人问的时候应该脱口而出一个缩写。甚至有一段时间,媒体包括记者都在讨论是“一带一路”还是一路一带?是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还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?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建议要关注细节问题。要像雷区一样,一个一个地扫。
  我建议2016年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关键是打造精品案例,要挖掘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的优秀案例。不求多,但求精美。与此同时,要关注细节。现在“一带一路”的缩写已经有了,“B and R”。但是我提的建议是学者可以谈“OBOR”。这就是个细节工作。
 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说“B and R”的话,别人会认为学者是在为政府发声,这样反倒不利于“一带一路”的推广。我们说“OBOR”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、学术的角度来研究,而“B and R”是中国顶层的一个倡议。这样的话会让别人感到中国社会是多元的、是进步的,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讲一套话。这又是细节工作。
 
 “走出去”的中国企业轻重不均衡,轻资产项目为什么出不去?
 
  重资产项目是目前我们的优势所在,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,所以首先我们要接受它。现在我们提倡的不是要轻资产替代重资产,而是要轻重并行。轻资产项目投资快、周期不长,但收益高。而重资产项目离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有点远。比如一个城市建了大型水坝、水电站,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谁建的。轻资产项目的性质就是要走到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。
  那么,哪些项目属于轻资产项目呢?比如中医药、中餐、养生、民俗、移动医疗、文化产业等等,这些都是有需求的。我做过调研,中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有需求?他们对中国的中医药特别感兴趣,特别是针灸、按摩。因为这些可以解决他们民众的生计问题。沿线很多国家比较穷,老百姓首先要找工作。掌握了针灸或者中餐他们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。
 
 
    教育留学、民俗、古村落保护、文化产业等大有发展的空间。实际上,国外很多知名设计师借用了很多的中国民俗文化符号。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相关的管理,没有相关的标准,在中国要素的出口和国际融合方面没有规范市场,所以人家就“白白借用”了。
  现状是,中国在文化要素的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很低端,我们有文化资源,但缺乏成功的商业模式和标准规范。这些都属于走到别人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轻资产项目。例如,美国人说美国有“三片”:薯片、芯片、影片。最挣钱的恰恰是这些东西,是必需品。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提升。
  而在轻资产项目上我们也有“痛点”。拿中药和中餐来说,我们有丰富的资源,但是整合和转化资源的能力比较弱。也就是说别人不认同你的标准,甚至认为你没有标准,例如外国人认为中药的原产地、生产过程都没有标准。是“痛点”,同时又是机遇,总有企业会顺势而为、大有作为。
 
  沿线国家被动地等着中国“发红包”,我们要反思
 
  这个问题也存在。沿线国家对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也存在误读,就以为中国在“发红包”。总书记讲现在“一带一路”就是微信群,愿意加入就加入。但有些国家入群了之后不说话、不合作、不交流,长期潜水,就等着砸红包。这样的就叫做“劣质群友”。当然我们也要考虑,我们是不是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印象。
  针对这样的现状,首先我们不要过度抬高某些沿线国家和项目。如果过高地抬高某些国家,说它一定是区域性核心国家、项目一定要落地,这些国家就一定会对中国坐地要价。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成本负担会加强。我们需要让沿线国家明确的是,“一带一路”是一个双赢的经贸与人文性质的合作项目。你有需求我就来,我不是一定要追着你把项目给你。
  其次,我们一定要做精品。双边合作意愿特别良好的,以及营商环境特别安全的,我们的项目就去了,就要努力做成精品。当项目成为精品,就会具有一定的区域带动效用、项目标杆效应,很多国家会主动来找你合作。中国是用品质吸引他们,因此“一带一路”是“五有”建设:有内容、有人才、有人气、有品牌、有品质。
  最后的核心问题还是不要让“一带一路”项目过度政治化。总结成一句话就是:企业先行、市场推动、竞争导向。
 
  水深、浪急处才有好鱼,外部环境风险不宜过分夸大
 
  所谓“一带一路”的风险问题,现在有很多专家在研究。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宜过高地、过度地强调“一带一路”的风险。原因是这样,十年前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走出去,很多企业说是服务国家战略。但现在问很多企业为什么走出去,他会说是生存压力,服务企业自身战略。虽然说是从国家战略转变到企业战略,但是这一点并不矛盾,服务企业战略也就是服务国家战略。现在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于不走出去可能风险压力更大,中国企业不走出去就不具全球竞争力。所以,虽然有一些灰色地带,但风险大可能收益就大。
  有些专家的话讲得特别到位,在海上,水流越湍急的地方恰恰是出好鱼的地方。海滩上水一点都不急,可也没好鱼。全球市场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走出去之后,一方面是要用产品征服沿线市场,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文化也可能为当地带来了福利和社会稳定。
  例如,我们在非洲,冷战刚刚结束时西方国家基本全部都从非洲撤出,但是中国的企业、维和士兵去了以后,非洲恰恰成为了全球聚光灯下的一个宝地。为什么?因为中国企业就是聚光灯。我们到哪里,灯就打到哪里。这就重新使得国际社会要反思他们的对非政策。其实最终受益的是非洲。
  从中国和日本在印尼高铁项目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,我们的优势在于价格,而日本的优势在于安全。结果是,中国说我们既要保证价格又要提高安全,日本说我们既要保证质量和安全,同时也要控制价格。这就是一个竞争进步的动力,但最终受益的是印尼。当然从长远来说也包括中国和日本。
  全球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,但不走出去风险会更大。关键是两句话:第一、明不明确走出去的目的。如果真的是为企业好,真的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的话,走出去就是必然的。第二、项目要选好,自身要准备好。要提升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、适应能力、转化以及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。原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一个是市场,一个是资源。但现在很多企业认为它的目的是人才技术,是标准话语权,是国际视野。
 
    国家对“一带一路”构想的扶持,关键在于上下互动、互联互通
 
  国家队“一带一路”构想肯定是有支持的。当然这个支持在于社会的充分互动,属于“五通建设”:政策沟通、道路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人心相通。现在有的误解认为“一带一路”会有很多强势的政策支持。不过这个项目不同以往,“一带一路”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倡议,但提供的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可能。
 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上:不要过度地把“一带一路”和亚投行挂钩呢。因为亚投行是一个金融平台,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。当沿线国家认为亚投行服务于“一带一路”政策的时候,他会认为那是中国自身的工具,而降低他们的参与意愿。因此,我们强调亚投行是“公共产品”,“一带一路”是国际倡议,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哪些是“一带一路”配套的、哪些不是,要区分清楚,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同“一带一路”挂钩。
  政策支持方面和以往不一样。“一带一路”不是中国发改委一家说的事。沿线有这么多国家,我们只是倡议的提出者和推动者。相关国家如果有合作和共享需求的话,需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政策沟通。性质决定了“一带一路”的获利要在基层、在路上,在那些不联不通的地方,而不是在于各国的配套经费。
 
   作者简介:
 
 
   赵磊,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。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、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、中央党校-教育部【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】执行主任、教育部【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】委员、中央企业青联委员、中央党校“一带一路”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,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】发起人、首席专家。共青团中央“中国青年网络智库”专家委员,“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(万人计划)”青年拔尖人才。
 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、中国外交、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等领域。
 
  出版专著《一带一路:中国的文明型崛起》(中信出版社),数十篇“一带一路”研究报告上报中央,是多部委与省市“一带一路”规划的特聘专家,并为数十个省市委中心组、央企中心组讲授《“一带一路”与中国跨越式发展》、《“一带一路”的文化经济学》。相关研究成果包括:《纠正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十大错误认知》、《找准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十大痛点》、《“一带一路”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城市》、《“一带一路”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企业》、《在西欧寻求“一带一路”突破口》、《“一带一路”的新加坡思路》、《文化经济学中的“一带一路”》,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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